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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，你知道，我父母、哥哥和姐姐……他们都被杀了。谁能不感到难过呢？”她有些生气了。
丹斯同情地点点头。“我是说案发之前。你们离开了卡梅尔，你们要去圣克鲁斯。你感觉不舒服。你回家了。除了生病，那次旅行还有什么让你感到难过的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不记得了。”
从一个处于抵赖状态的人口中说出这句话，这意味着：我清楚地记得，但我不愿意去想它。这段记忆太痛苦了。
“你们开车去的，然后——”
“我——”特雷莎欲言又止，再次沉默。她把头埋在手心里，痛哭流涕。突然之间，泪水奔涌而出，同时她还抽泣得差点喘不过气来。
“特雷莎。”丹斯站起身，递给她一卷纸巾。女孩哭得很厉害，但哭声不是很大。抽泣的声音就像是在打嗝。
“没事的，”探员用充满同情的声音说，同时握住了她的胳膊。“无论发生过什么，现在都没事了。别担心。”
“我……”女孩僵住了；丹斯能看出，她在试图作出决定。探员心想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她要么把一切都抖出来，要么就会拒绝合作——如果是后一种情况，谈话就到此结束了。
终于，她开口了：“嗯，我曾想过告诉别人。但我不能说。不能对心理咨询师、朋友或姨妈说……”她又抽泣起来。前胸窝陷下去，下巴也低垂着，双手一会儿擦脸，一会儿放在大腿上。这是教科书上典型的表意学信号，说明特雷莎·克罗伊顿已经进入情感激烈的坦白阶段。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负担，现在终于要得到释放了。她开始了倾诉。
“这是我的错。他们的死都是我的错！”
她将头向后靠在沙发上。脸颊通红，肌腱突出，泪水打湿了胸前的毛衣。
“布伦达、斯蒂夫、妈妈和爸爸……全都是因为我。”
“因为你生病吗？”
“不是！因为我假装生病！”
“告诉我。”
“我不想去木栈道玩。我不想去，我恨那个地方！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假装生病。我记得，有些模特，她们把手指伸进喉咙，这样她们就能呕吐，就不会发胖了。当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，我趁人没注意，就这么做了。我吐在了后排座位上，说我得了流感。那场面挺恶心的，所有人都吓坏了。然后，爸爸就调转车头，带我们回家了。”
就是这样的经过。这个可怜的女孩确信，正是因为她的错，全家人才会被杀害，这都是因为她的谎言。她承受着这样的重负，生活了8年。
终于挖掘出一个真相了。但至少还有另一个真相依然被掩藏着。凯瑟琳·丹斯想把它也给挖掘出来。
“告诉我，特雷莎。你为什么不想去码头边玩呢？”
“我就是不想去。那儿没意思。”
她刚刚坦白了一个谎言的内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将主动坦承所有的谎言。这女孩此刻又进入了抵赖状态。
“为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的。继续说吧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就是没意思。”
“为什么没意思？”
“呃，爸爸总是很忙。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钱，告诉我们他过会儿再来接我们，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去打电话或干别的什么事情。真无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