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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波的手指咔嗒嗒地敲击着，他从屏幕上读着：“十七岁，父母是聋人，智商是一百四十六。”
“这太难听懂了。”巴德嘟哝着。波特点头让勒波继续。
“在劳伦特·克莱克学校的班级名列前茅。听这段，她有过犯罪记录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去年在托皮卡聋人学校——汉默史密斯学院的一部分，她参加了抗议。他们要一个聋人校长。那次抗议中有五十名学生被捕，苏珊打了一名警察。他们起诉她犯了故意伤害罪，但是她被判处过失犯罪，缓期执行。”
勒波继续说：“志愿者聚集在中西部双重文化和双语言中心。这里有一篇文章——在安吉带来的材料里。”他浏览了一下，“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对某些所谓‘主流’的组织。”
安吉说：“克莱克学校的校长向我介绍了这件事，这是一次迫使聋人进入正常学校的运动，很有争议性。聋人激进分子反对它。”
“好了。”波特说，“我们把这些材料暂时放在一边，现在考虑一下，迄今为止，谁是汉迪放弃的人？”
“乔斯琳和香农。”安吉说。
“她们有什么共同点吗？”
“看不出来，”巴德说，“事实上，好像她们正相反。乔斯琳生性怯懦，香农暴躁易怒。她有点儿苏珊·菲利普斯的味道。”
“安吉？”波特问，“你怎么认为？”
“再一次控制。苏珊对他构成直接威胁，她有一种直面人生的态度，她可能直接对他的控制进行挑战。香农，因为踢了伯纳，汉迪可能意识到了同样的威胁，但规模较小。他没有杀她的必要——用这种可能是极端的方式恢复自己的控制——但是他愿意放她出来。至于乔斯琳，她总是在哭，不停地啜泣，令他烦躁不安。这也是一种蚕食他控制力的方法。”
“那怎么解释成年人的威胁呢？”勒波问，“我想她们比孩子更具威胁。”
“哦，不是这样。”安吉说，“那个老教师，丹娜·哈斯特朗，处于半睡眠状态，听上去是这样。没有任何威胁。”
“梅勒妮·沙罗尔呢？”
安吉说：“学校校长告诉我，她以怯懦而闻名。”
“但是看看她刚做的事，”波特说，“把凯莉推出来。”
“侥幸，我猜测。可能是冲动。”她盯着窗户，“他是个怪人，汉迪。”
“在我的经历中他是独一无二的。”波特说，“亨利，读一下你的作品，告诉我们至今了解到的他的情况。”
勒波稍稍坐正一下身体，用生硬的声音读道：“路易斯·耶利米·汉迪，三十五岁。六个月时父亲因酗酒被关进监狱，由母亲抚养。他母亲也酗酒，儿童保护机构几次要把他和他哥哥送进抚养孤儿的家庭，但都没有结果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受虐待或挨打，即使他父亲从监狱出来了——洛已经八岁了——这个男人因为殴打邻居多次被关进监狱。汉迪十三岁时，父亲又一次被逮捕，一年以后在酒吧斗殴中被杀。他母亲一年后也死了。”
法兰西斯警官同情地摇着头。
“汉迪十五岁时杀了第一个人。用的是刀，尽管他当时手里有枪，可以用更慈悲的武器。受害者，一个和他同龄的男孩儿好长时间才死。为此他在少管所待了六年，出来之后仍然不断被捕，是劫车、袭击、抢劫自动提款机和银行的嫌疑犯。两次重大案件中几乎被证明有罪，但是目击者在开庭前被杀，没有证据证明与他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