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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特警队员白眼一翻。“听着，美人，你还是找别的新手去做这种事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要走开。
“警员，”鲍尔·霍曼大吼一声，“照她说的去做。”
“长官，”他抗辩说，“我可是一名特警队员。”
“新消息，”萨克斯低声说，“你现在属于犯罪现场鉴定组了。”
卡罗尔·甘兹仰面躺在一间非常简朴的卧室里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想着几星期以前，她和佩妮与一些好友在威斯康星州凯蒂和埃迪的家中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聊天、讲故事和唱歌的情景。
凯蒂的歌喉平平，但埃迪唱得就颇有专业水平，还弹得一手好吉他。他为卡罗尔唱了一首卡洛·金的《织锦画》，卡罗尔含着眼泪轻声和唱。她心想，或许有可能，只是可能，她真的能走出隆尼死亡的阴影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她记得凯蒂在那个夜晚说的话：“当你生气时，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把怒气包起来，抛掉，把它丢给别人。你听见我说的话吗？不要把它留在心里，一定要抛掉。”
是的，她现在就满腔怒火，气得要发疯。
几个年轻人——没心没肺的臭小子——带走了她的丈夫，从背后射杀了他。而现在，又有一个疯子带走了她的女儿。她快要气炸了。她用尽了全部的意志力，才勉强控制住自己，没有抓起屋里的东西往墙上砸，没有像野狼一样放声哀嚎。
她仰面躺在床上，把受伤的手腕小心翼翼地放在肚子上。她已经吃过止痛剂，疼痛已经缓和多了，但她还是无法入睡。她无事可做，整天待在这个房间里，只想联络凯蒂和埃迪，再有就是焦急地等待有关佩妮的消息。
她继续想着隆尼，想着自己的愤怒。她幻想把心中的怒气装在一个盒子里，仔细包好，密密封存……
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她盯着话机呆了好一会儿，才猛地抓起话筒。
“喂？”
电话是一位女警打来的。她告诉卡罗尔，他们已经找到佩妮，现在在医院里，但情况还好。过了一会儿，佩妮自己过来听电话，母女俩同时又哭又笑，闹作一团。
十分钟后，她已坐在一辆黑色警车的后座上，前往曼哈顿医院。
卡罗尔一路奔跑着冲进走廊，奔向佩妮的病房，却被站在病房门口守卫的警察吓得止住了脚步。这么说，他们还没抓住那个杂种？但很快，她一看到自己的女儿，就立刻忘记了那个歹徒，忘记了在出租车里受到的惊吓和那间燃烧的地下室，她张开双臂，紧紧抱住自己的小女孩。
“噢，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！你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吧？”“那个女士，她杀死了一只小狗……”
卡罗尔转过身，看到一位身材高挑、头发火红的女警察站在旁边，正是上次把她从教堂地下室救出来的那个人。
“……不过没关系，因为那只狗狗想把我们吃掉。”
卡罗尔一把抱住萨克斯。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……我真的……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“佩妮没事，”萨克斯安慰她，“只是几处擦伤……不太严重……还有一点点咳嗽。”
“甘兹太太？”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房间，手里提着她的手提箱和黄背包，“我是班克斯警探，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。”
“噢，谢天谢地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遗失吗？”他问她。
她仔细检查背包里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在。钱、佩妮的洋娃娃、黏土包、土豆脑袋玩偶、CD唱机、报时收音机……他什么都没拿。等等……“好像有一张照片不见了，我不能肯定。我想照片应该不止这些。不过重要的东西都在。”
班克斯递给她一张收据让她签字。
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走进房间，他一边为佩妮量血压，一边拿着维尼熊和她开玩笑。
卡罗尔问他：“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”
“噢，我们想留她住几天，以确保她……”
“住几天？她不是没事吗？”
“她有点支气管炎，需要观察一下，而且……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我们还想请专门诊治受虐儿童的专家为她作一次检查，以防万一。”
“可是她明天要和我一起去参加联合国的庆祝会，我答应过她的。”
那位女警插嘴了：“还是让她留在这里，有警卫保护比较好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不明嫌疑犯——那个绑架者——在什么地方。我们也安排了一位警员保护你。”
“那……好吧。可我能留下来和她待一会儿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，”住院医生说，“你可以在这里过夜，我们会搬张折叠床进来。”
终于，卡罗尔再次和女儿单独在一起了。她坐在床边，用胳臂挽住孩子瘦弱的肩膀。有那么一阵子，她又想起了那个疯子，想到他怎样碰触佩妮，怎样用怪异的眼神望着她，请求她答应让他剥下她的皮肤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卡罗尔不禁浑身发抖，开始哭泣起来。
是佩妮把她拉回到现实。“妈咪，给我讲个故事……不，不，唱歌给我听。唱那首朋友歌，求求你。”
卡罗尔平静下来，问：“你想听那首歌，是吗？”
“是。”
卡罗尔把女孩放在自己膝盖上，以轻柔的声音唱起这支歌：《你有一个朋友》，佩妮时不时地跟着唱上两句。
这是隆尼最喜欢的一支歌。在他离去的这几年，她每次听到这首歌，听不上几个小节，眼泪就会夺眶而出。
今天，她和佩妮一起唱完了这首歌，相当完整，不再流泪，而且充满欢笑。